真定卫所建设与三关雄镇真定城的军事地

明朝在灭元后，为克服元朝军制的不足，自洪武元年开始在全国推行军屯卫所制。这一制度下，全国共设立了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从京师到郡县，均设有卫所。这些卫所的设立遵循“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的原则，每卫大约统领五千六百人，而千户所则由千百二十人组成。真定卫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洪武三年（年）在真定城内应运而生。作为真定府和保定府两府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其军事地位不容忽视。真定卫不仅统领着两府州县内众多军屯的军丁，更肩负着守护太行山“固关、龙泉、倒马”关隘城垣的重任，以抵御蒙古残部的侵袭。真定府城在明代的军事地位之重要，堪称“三关雄镇”，这一点从燕王朱棣与建文帝军队在真定一带的激战中可见一斑。明成祖朱棣在夺取皇位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频繁地向河北地区调派兵力，甚至在“永乐十年，北京建，在南诸卫多北调”的情况下，依然如此。随着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真定府等河北地区成为了京师的畿辅之地，其军事政治地位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到了宣德五年（年），朝廷更是从西安调拨了神武右卫到真定府，并在真定城内建立了神武右卫指挥使司。这座指挥使司不仅统领着真定、保定府及周边诸州包括衡水的驻军，还管辖着“军役六千余名”和“军屯三百余处”，这些军屯主要座落在冀州、深州、晋州、南宫、衡水、保定、博野等州县。神武右卫指挥使司的衙门就位于真定卫指挥使司的西侧，其下属的左、右、前、后、中五千户所均列于卫堂的东西两侧，而军器局则位于卫西北。这些历史事实，均记载于《明史》之中。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分析，真定城与天津卫一同肩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二者地位相当。然而，在城市规模、城内建筑规模以及历史文化底蕴等多个方面，真定府城均显著超越了天津卫，甚至比元代才开始蓬勃发展的保定府城也要高出一筹。明初，伴随着移民屯田的推进，大规模的军屯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军屯制度与民屯迥然不同，它要求将士们“且耕且战”，旨在通过这种制度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实现兵强粮足的目标。由于明朝独特的卫所统领军屯体系，军事中心自然也成为了农耕和军屯经济的核心。军屯生产在明朝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真定城这样的京师畿辅之地，其战略意义更是不可估量。

从经济中心城市的角度来看，真定府的卫所军屯对其城市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真定卫所军屯的设立，不仅填补了真定府及各州县的人口空缺，更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元末明初的战乱使得真定府一带人口锐减，城市经济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真定卫所军屯的建立无疑为真定府带来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卫所军卒和军屯军丁积极参与真定府的经济建设，为城市发展和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贡献了卓越的力量。例如，在宣德六年（年）滹沱河堤岸遭受洪水冲毁时，真定府和真定卫迅速组织军民进行抢修，并着手修缮真定护城堤，展现了军屯制度在地方经济和城市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成化十三年（年），滹沱河发生大洪水，真定城南的滹沱河堤防再次溃决，洪水逼近真定城西南角，民居遭受破坏，甚至关城之中也险些成为一片汪洋。知府田济急忙上疏朝廷，请求支援。朝廷批准后，田济便与神武、真定二卫指挥协同作战，率领所属民众和士兵，在旧河数里外开辟新河道（即现在的太平河，位于五七路北面，一直延伸到北高营村东）。这条新河道成功地分散了滹沱河干流对真定城的威胁。同时，真定府与真定卫还组织军民在新河北岸修筑了一条长达四千余丈的大堤，仿佛在城南面城墙外又增设了一道屏障。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滹沱河的水患得到了有效缓解，真定城也因此得到了稳固的保护。此外，真定卫所军屯将士们所创建的众多关城、寨堡、营所、仓储、墩台、铺站等军事和通信设施，在明代不仅推动了城乡建设的发展，而且这些设施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演变成了村镇，为真定府的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现今石家庄市区周边的留营、南高营、北高营、杨家营（今振头四街）、后营（今柏林庄北侧）、康家营（今柳辛庄部分）、东营、西营等村落，都是基于明朝真定卫军屯卫所的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石家庄市现代城市发祥地的石家庄村，其起源可追溯到一个真定卫的官庄。这个村庄一直隶属于真定卫，既不属于真定县，也不隶属鹿泉市（原获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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