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鹿泉拍摄的槐树庄，你能找

鹿

泉

吧

让40多万鹿泉人 　　尽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工作起来却一丝不苟，全组上下都为完成既定的艺术构想竭尽全力。扮演郭大娘的胡朋资历很深，又有名气，她此时已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话剧团编导和艺术指导，但她一点架子也没有，演戏极其认真，以自然天成的形象和真挚朴实的表演，成功把握并生动体现了所饰人物既坚强不屈、又宽厚亲切的典型性格。在剧组里，胡朋与王苹年龄最大，但自我要求都非常严格，相互尊重关系很好，在她们的带动下，摄制组团结一致，风气很正。

　　影片拍完已是年年底，正逢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刚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评了党内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要求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虽然当初从创作剧本到影片拍摄，并没想到要跟什么潮流，但完成之时正赶上全党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影片描写的恰好就是郭大娘带领全村人从搞土改、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的故事，其中地主不甘心财产被没收偷记“变天账”的情节，正符合了阶级斗争没有结束的观点，个别党员干部反对集体化，后来在事实的教育下终于认识到错误等等内容，也都是全会所强调的，因而虽为一部普通影片的《槐树庄》，却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领导人来到八一厂审看样片，厂里停放轿车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一次宴会上，周总理特意举杯走向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祝贺八一厂拍出了好电影。

　　影片《槐树庄》以极高的评价迅速通过审查，发行放映后更是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各级单位层层组织集体观看，大小报刊广为评介，一片喝彩之声。一位农村放映员还创造了一种鲜见的放映方式：在放映前领学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有关论述，介绍影片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的思想特征，放映中又针对反面人物的活动，不时加入倾向性评价；譬如地主躲在后门偷看的镜头一出现，他即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当银幕上郭大娘的大车超过了落后分子时，他又插话说:“富裕中农李满仓想同合作社赛赛，看吧，就像这次赛车一样，他迟早要认输的……”以此引导观众的思维和理解，强化影片的主题表达。后来这种做法在“文革”期间被广为运用，成为“毒草”电影批判放映的“武器”。

　当时，《槐树庄》曾被冠以许多荣誉，尤其是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槐树庄》获得荣誉奖，王苹获最佳导演奖。对此有关电影研究专家指出，《槐树庄》之所以在农村题材影片中鹤立鸡群，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浓烈的现实政治意味。它不像《枯木逢春》那样热情洋溢地讲述一个新社会消灭旧痼疾的情节故事，也不像《李双双》那样妙趣横生地描绘一幅农村谐趣图，而是以一种异常严峻的态度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艺术化的图解。对于王苹来说，她完成了“是党交给的任务，我就一定努力去完成”的诺言。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主题的现实性，同时也在于它反映胜利者和失败者关系的人间喜剧方式，在于王苹融注于女主角郭大娘形象中的丰满人性；这也正是王苹的电影毫不枯燥的奥妙之处。

　　多年以后，作为编导对影片亦有清醒而理智的认识，胡可不止一次地在回顾创作历程时表示：“今天回头看那段历史，总结教训，我是在写不了解的那段生活，因此必然出现偏差。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就像一个孩子，虽然他有残疾，但他也出生了。”对于“你拍得最好的影片并不是《槐树庄》，可怎么偏偏是《槐树庄》获奖”的询问，王苹的回答是:“一部作品获奖，有它诸多的因素，有时只有艺术上的成熟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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